亚当·皮尔|为什么我们要爱国？
图为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nautil.us/issue/30/identity/why-were-patriotic
为什么我们要爱国？
作者： 亚当·皮尔（Adam Piore）
译者： 黄致韬
法意导言
近日，香港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为了对抗港独势力，全球华人又一次坚定地站在了爱国阵线上，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英国伦敦等地进行合法游行，反击港独势力，捍卫一个中国，维护中国尊严。这些游行者高喊一个中国，高唱中国国歌，群情振奋，感慨系之。可以说，通过这次香港事件，中国人又重新接受了一次全新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么，什么是爱国，为什么要爱国？对此，自由作家亚当·皮尔（Adam Piore）于《鹦鹉螺号》（Nautilus）上发表了《为什么我们要爱国？》（Why We're Patriotic？）。这篇文章，从心理学和现代遗传学的视角论证群体认同是人类强大的本能，群体认同会给予个人以心理力量，而个人也会维护群体以满足自己个人的心理需求。这种群体认同感，放大了就成为爱国主义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无论是对我们的国家还是我们支持的足球队，我们都需要归属感。
故事从这里开始，一名男子在开往克利夫兰火车的餐车里静静地啜饮汤姆·柯林斯（译者注：一种鸡尾酒）。
“上帝保佑美国，”他唱着，“这片我爱的土地......”
没过多久，其他人加入了进来。“站在她旁边......引导她......”不久，整个车厢都唱起了这首爱国歌曲。
那是在1940年，这种自发的情感流露并不罕见，这首歌的创作者欧文·伯林(Irving Berlin)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那一年，这个简单的32个小节的歌曲被吸收到美国文化的结构中，歌声传入了美国军团大厅、教堂和犹太教堂、学校，甚至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保险业务办公室——据说一整天所有销售人员都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在国家危难或民族自豪的时刻反复出现，在棒球场、学校集会和911事件后美国国会大厦的台阶处都能听到。
柏林5岁时移民到美国。他的家人逃离了俄罗斯，以躲避一波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母亲经常低声说“上帝保佑美国”。伯林后来回忆道:“她不是漫不经心地说，而是带着近乎兴奋的情绪。”
《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一书的作者谢丽尔•卡斯科维茨(Sheryl Kaskowitz)表示:“他总是把这首歌当作一首情歌来谈论。它来自对美国真挚的爱和感激之情。”
一个出生在异国他乡的人会创作一首如此有力地表达了民族归属感的歌曲，这似乎有些讽刺意味——这首歌被整个国家所接受，却是一个局外人对收养他的土地的爱的表达。在美国这样建立在复兴前期的移民国家，这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是合适可以理解的。
爱国主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潜意识驱动的一部分，以形成群体和忠诚。在上帝的庇佑下，它在一个国家的运作和在一个足球场的运作一样多。群体联系在我们的进化历史中，是我们的本能。根据最近的一些研究，使我们爱国的因素就在我们的基因里。
但这种忠诚——个人与团体之间界限的模糊——有一个密切相关的反面;它并不总是像在开往克利夫兰的餐车里那样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对群体认同的直觉像一把筛子挑选出我们中不同的人。有时让我们感到联系的不是对家乡和国家的热爱，而是共同敌人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们经常用爱国主义来妖魔化对方，巧妙地暗示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这是一个党派战略，就像竞选标语和爱国旗布一样，每个选举年都会出现。当我们认定自己为“美国人”或任何国家的公民时，我们感知到的威胁，或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东西的侮慢，就像那首美妙的歌曲一样有力地将看似聪慧理智的想法转化为情感的、原始的、和潜意识的冲动。科学家解释说，驱动爱国主义的本能可以展示人类最好的一面，也可以展示最坏的一面。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费尔(Henri Tajfel)将学生志愿者随机分成两组——尽管他并没有这样告诉学生。他告诉他们，他们是根据特定的标准获得小组成员资格的。标准任意且不足挂齿——实验者能想出的最微不足道的标准。一些小组通过对抽象艺术的偏好来划分，而另一些小组通过他们估计图片中的点数的能力来划分。然而，即使不同组中的参与者事先知道另一组的成员——即使他们没有与自己的小组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实验对象也始终表现相同：当给出选项时，他们区别对待对其他小组中的人进行区别对待，并以有利于群体中的人的方式行事。即使没有给他们带来具体利益，他们也会这么做。塔吉费尔称个体认同的群体是“群内”（ingroup） ，而其他群体则称为“群外”（outgroup）。这些术语成为心理学的主要内容，现在成为了神经科学和基因研究的对象。
马来西亚华裔老人表示自己永远是中国心
图片来源：观察者
如果你是群体导向型的，你更喜欢和像你一样的人在一起。这一现象的研究者表示，要理解爱国主义为何在政治竞选中成为是如此强大的工具，为何爱国主义象征如此有力，最好从团体内外着手。群内和群外可以帮助解释偏见和团体自豪感的根源，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戴着像奶酪一样的泡沫塑料帽子，或者把自己涂成他们最喜欢的足球队的颜色，每当有人被阻截时，他们就会赤裸上身在场边大喊大叫。
塔吉费尔的研究表明，我们所认同的群体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正如我们用语言来构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一样，社会群体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一旦我们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就有动力提高这些群体的地位，以此来增强我们的自尊，或者相反，让自己相信我们的群体比别人好。“爱国主义是一种身份认同，”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杰伊·范·巴维尔（Jay Van Bavel）说，“很明显，身份认同是有区别的，这取决于你去世界的哪个地方，以及与这种身份相关的特定文化价值观。但很多心理学现象和神经科学现象都是建立在相同的身份基础上的，无论是我们作为洋基队球迷的身份，还是在当地体育馆打篮球的队员，还是我们作为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的身份。”
随着脑扫描技术和现代遗传学的出现，科学家们发现了极其强大的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恰好在我们潜在意识中。这些研究表明，群体认同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几乎是立刻产生的。
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范·巴维尔和他的合作者们借鉴了塔吉费尔的研究方法，随机将志愿者分成两组。然后，他们让这些志愿者进入功能磁共振成像仪，观看群内和群外成员的图像。当显示他们小组成员的照片时，受试者的杏仁核（一种与情绪效价相关的古老脑结构）表现得比面对非成员照片更为兴奋。就像塔吉费尔的早期实验一样，即使群组类别完全是任意的并且仅在几分钟之前分配，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范·巴维尔还发现参与者在观察内部成员时，在视觉皮层的梭状回面孔区——一个用于识别面部的特殊区域——以及腹内侧额叶皮层中产生更激烈的活动，该区域被认为在分配中起关键作用。这些反应非常迅速:给某人看其他人的照片，你常常可以通过研究大脑的激活模式来猜测谁处于群内，谁处于群外。
“团体所做的就是赋予价值，”范·巴维尔说。“一旦你成为群体的一员，你就更有可能重视其他成员，也更有可能重视与群体相关的符号，比如国旗。”范·巴维尔已经开始发现，当受试者看到团体成员获得奖励时，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得到奖励，大脑的相关部分也会被激活。
其他研究表明，这些倾向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可能是经过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磨练出来的。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心理学教授斯蒂芬妮·普雷斯顿(Stephanie Preston)指出，可以从动物界的先天群体反应中得到启示。为了了解人类行为，她研究了狼群、黑猩猩部落、雪橇狗，甚至鱼类。一个共同特征是情绪似乎具有传染性，并且在群体环境中可以迅速传播。
普雷斯顿说:“在圈养的兽群中，你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当一只动物生气时，全体都会生气。如果一只开始尖叫，那全体都会开始尖叫，尽管只有一只在袭击中受伤。”她指出，爱国主义可能涉及到一种感觉，即在一个群体中，情感和重要性被提升。
普雷斯顿解释道，人们比其他人更深刻地认同自己所在的群体。她说：“我们知道人们会更加有同情心，更倾向于模仿内部成员。”这可以用她所说的“感知行为模型”来解释，这是一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当一个人因为感知到另一个人的状态而感受到与另一个人相似的情感时，这种情感体验就会发生。她说，这是一个神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把其他人映射到你自己的身体状态中，而对于身份、年龄或性别更相似的人，就更容易做到。”
相反，仇外心理可归因于“感知上的不同”，普雷斯顿说。“来自其他种族或国家的人们更难以映射到我们的神经基质上。简而言之，这造成了一种同理心的鸿沟。”
心理学家发现了人们认同群体的不同方式。哈佛大学神经科学实验室的心理学家米娜·西卡拉(Mina Cikara)说，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她指出，爱国主义是“群内的爱”：我们出于对更大利益的爱而牺牲。民族主义是关于“群外的恨”:我们惩罚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
“民族主义更像是‘我们比其他人都好’，而不是‘我们很棒’的爱国主义，”西卡拉说。“一个是真正关心你的团队的骄傲，另一个是关于专注于优于其他国家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民族主义是恶心的，通常把它与纳粹德国联系在一起。而爱国主义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美德。”
一些科学家甚至已经开始证明，我们可能有一种体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基因倾向，而不同的基因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产生这些情绪。“基因是内在的人格倾向——与世界接触的抽象方式，”约克大学心理学系讲师、伦敦国王学院双胞胎研究和遗传流行病学系的讲师加里·刘易斯（Gary Lewis）说。刘易斯比较了452对德国同卵双胞胎，他们分享了相同DNA，共有50％相同DNA的336对异卵双胞胎，以及87对一起抚养的双胞胎（DNA不相同）。由于每对成员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研究设计允许刘易斯研究基因在产生差异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环境因素。
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刘易斯专门研究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偏见，并试图量化基因的影响。为了衡量爱国主义，刘易斯和他的团队让双胞胎就四个问题打分，其中包括“我爱德国”。为了衡量民族主义，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那些不太支持德国、不尊重德国文化的人是否应该到其他地方去生活。”
证据很明确：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拥有相同的态度。他的结论是，在一个文化相似的群体中，50%的变量可以归因于遗传因素。这是一种数学分析，因此刘易斯只能量化答案之间的相关性，但他能够证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是特别强。
刘易斯发现传统主义和内心偏好以及称为“开放性”的心理特征之间存在负相关，这种特征指的是探索新食物和新地方以及寻求新体验的意愿。
刘易斯说：“让你在开放性方面降低的遗传因素似乎会使你更容易受到群体偏好的影响。如果你非常注重群体，你更喜欢和像你这样的人在一起。那么你对新体验的开放程度就较低。”
然而，在她的研究中，哈佛大学的西卡拉和其他人发现，如果我们认为外部群体具有威胁性，就有可能将对群内的爱转化为对群外的恨。
她指出，许多研究人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实验室里把人分成几组，给他们钱，给他们几个选择。为了衡量团队的爱和牺牲意愿，参与者被告知，他们要么把钱留给自己，要么把钱投资到一个集体基金中。不管他们投入多少钱，都会乘以某个数，然后返还给每个人。这表明了自我牺牲，因为当他们为集体投注时，受试者个人将获得的资金将少于他们投入到基金中的资金。但是，整个集体将变得更加富裕。
事实证明,我们可能天生地把群体的需要放在第一位：“研究人员发现,平均大多数人只留下了一点钱或者把所有钱都放到了群内的基金里。”
但这并不是对群外的厌恶。为了衡量对群外的厌恶，有时会向受试者提供第三种选择：他们可以将他们的一部分钱投入到“外群仇恨群外”的基金中。不管把多少钱放进仇恨基金里，数额都会成倍增加，然后从另一组的资金中扣除。在仇恨基金投入资金的受试者是在花钱惩罚另一组人。西卡拉说，“在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特意去伤害外部群体。我们的默认选择似乎是‘顺其自然’。”
悉尼华人华侨打出“香港，我们一家人”的标语
图片来源：
http://news.cri.cn/20190817/2d247549-d56e-6394-a615-a4366b669344.html
然而，近年来，西卡拉积极努力研究可能导致改变的因素。
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她发现，当研究对象感到一个群外对群内的需求构成了积极威胁时，他们牺牲金钱惩罚外部群体的意愿会上升。但是,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相关的大脑数据显示：当一个外部群体被视为内部群体的威胁时，外部群体遭受的失败和惩罚会激活大脑中与奖励相关的区域。她对棒球迷的研究或许最有启发意义。
西卡拉通过监测红袜队和洋基队球迷的大脑活动模式，或许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她说：“我们想看看是否有与奖励相关的活动与人们对快乐的自我报告相一致。”的确，当他们看到自己球队的对手失败时，包括他们看到自己的对手在对金莺队的比赛中失败时，他们也会感到快乐。因此，不仅是看到自己团队的成功会开心，看到群外失败也会开心。"
脑部扫描显示，红袜队的球迷在看到洋基队输球时，甚至在红袜队不是那场比赛对手的情况下，也会有近乎施虐的快感。当金莺队对另一支球队表现不佳时，红袜队的球迷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反应。她指出，为了让人们不仅仅热爱群内，群外真的必须受到“斥责”。
西卡拉说：“在我们的大多数群体中，我们只关心我们的群内，我们可以自由地忽略其他人，因为他们不会构成积极的威胁。然而，有一些我们必须注意的外部群体，因为它们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有重大影响。所有的棒球队实际上都是竞争对手，但他们的性质并不相同。这是因为某个棒球队构成了积极的威胁。或者两个队之间有很长的竞争历史，而且互不喜欢。”
如果你考虑到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或者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竞争和战争的遗留问题时，会发现在现实世界产生的后果，或者考虑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的例子。对群内的团结和对群外的仇恨由历史、文化和根植于潜意识力量的观念所塑造也可以用来解释恐怖分子的恐怖行为。
8月11日，深圳600架无人机对香港喊话：我爱你中国！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什么心理因素控制着群体认同？尤其是，是什么因素导致对群外的仇恨？马里兰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和心理学杰出教授阿里亚·克鲁格兰斯基（Arie W. Kruglanski）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
克鲁格兰斯基说:“认同一个群体可以延长你个人的存在时间，因为这个群体拥有超越任何个体成员的存在优势 。一旦你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你就不那么害怕死亡，因为作为群体的一员，你获得了某种不朽。因此，成为集体的一员感觉非常好。”
克鲁格兰斯基在巴基斯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地方进行过研究并发现，个人认为自己在个人追求方面失败的程度与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或宗教的认同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他认为，当我们不能很好地以个人身份搞定生活中的困难时，这种以群体为导向、认同群体的倾向就会加强。他补充道，“一种软弱和焦虑的感觉让我们依赖群体，向群体寻求庇护，就像威胁促使小孩子向父母寻求庇护。”
克鲁格兰斯基开创了一种他称之为“认知终结”的理论，他把这种理论概括为对周围世界的确定性和一致性的内在需求。这是一个研究线索，不可避免地引导他研究群体，特别是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他表示：“封闭的需要与群体认同（包括爱国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旦你对自己有怀疑，你就会寻求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是由告诉你自己是谁的群体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你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你接受这个群体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失败引入了结束的必要性，因为失败威胁到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克鲁格兰斯基说，当一个人感到受到歧视时，就会对自己产生不确定，并“接受一种倾向于极端的群体意识形态——比教皇还要神圣”。
有充分证据表明，失败导致了接受群体的倾向，接受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失败会导致拥抱群体、拥抱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倾向。尤其是如果这种社会身份承诺赋予一个人权力和尊重。你是一个更大实体的成员这一事实非常有保护作用。在一个更强大的先验实体的庇护下，不必担心你自己个人的失败和焦虑。
克鲁格兰斯基的研究表明，个人对那些似乎不尊重他们的群体不再抱有幻想，或者将他们降级为较低级别的公民。这可能会使他们产生对新群体的认同感。相反，他发现的证据表明，个人的成功往往会导致人们远离集体主义的认同。
克鲁格兰斯基说：“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个体，你就会觉得对团队的依赖性更小。孩子们感到自己被赋予了力量，并受到鼓励去探索环境。那些感到成功、有能力和独立的人会释放他们与团队之间的纽带。他们会成为个人主义者。”
对于像欧文柏林这样的移民来说，爱国主义是对这个欢迎他们的国家的纽带。宽容、开放和同理心源于人性深处，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忽视自己是谁时，爱国主义会将我们分开而不是联合起来。
亚当·皮尔（Adam Piore）是一名自由作家。他之前在鹦鹉螺发表的文章包括《关于幸福，科技不能改变什么》(What Technology Can’t Change About Happiness)和《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玩彩票》(Why We Keep Playing the Lottery)。"翻译文章：
Adam Piore, Why We're Patriotic, Nautilus, November 26, 2015
网络链接：
http://nautil.us/issue/30/identity/why-were-patriotic
译者介绍：
黄致韬，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爱读书，爱生活，想要不断向前走。
*往期链接：